新绛稷益庙壁画中的农业科技文化

新绛稷益庙壁画中的农业科技文化史宏蕾1’2，杨小明3，高策1，伊宝2(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2．太原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山西太原0；3．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摘要：山西新绛稷益庙壁画以其独特的题材形式在众多的山西寺观壁画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画中表现的古代农事与农具成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农业活动的重要图证史料。丰富的人文内涵与科技含量促使它成为古代农业科技史之饕餮盛宴。关键词：稷益庙壁画；农业科技；农具研究中图分类号：K872；S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6—0079—06稷益庙全称为东岳稷益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稷益庙俗称阳王庙，这是因为它位于新绛县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阳王镇阳王村。它南临稷王山，西望黄河水，环境优美宜人。其庙具体初建年代不详，元至元五年以及明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重修与增葺，嘉靖二年(1523)④和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两次重修②。稷益庙壁画以其独特的题材形式在众多的山西寺观壁画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大殿中的明代壁画是最能反映稷王文化历史和文化信息资源的图绘艺术，也是中国极少以农业题材为主旨的寺观壁画，具有极高的科研学术价值。根据题记所载，壁画是由山西翼城县画师程儒及其两子程纲、程耜与门徒张诔，绛州画师陈圆及侄陈文，门徒刘崇七人所绘，完成于明正德二年(1507)秋九月十五。在山西历代的著名画师记载中均未找到这几位的相关记录，而通过对画风的研究，证明与芮城(原永济)永乐宫和稷山青龙寺同出一脉，作者之间应该是有着较强的师承关系。一稷益庙壁画与晋南农业始祖源流研究“稷益庙”壁画所表现的题材是对中国农业始祖神的崇拜，主要供奉的是与晋南农业文化息息相关的后稷与伯益二神。在古代的许多文献中都秉承了《尚书》的说法，将伯益说成能知鸟语，善驯鸟兽之神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更是认为伯益不但善占卜，且会掘井。经地方志查询，晋南很多地方也有伯益的庙祠，如闻喜城南的宋家庄伯益庙。…由于稷王山所处的海拔甚高，古代时常常掘水井至百余丈深，饮水极为珍贵，因此将伯益与后稷同庙祭祀，是古人对农业与水利资源同等看待的集中反映。虽然伯益同后稷一样是传说之人物，但据现代考古发掘，证明伯益之存在确有端倪。197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历时5年，在距稷王山不远收稿日期：2011—05—06基金项目：山西省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晋规办字[2010]4号)作者简介：史宏蕾(1973一)，女，山西万荣人，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太原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艺术科技史研究；杨小明(1964一)，男，甘肃武都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地方科技史研究；高策(1958一)，男，山西乡宁人，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伊宝(1976一)，男，山西山阴人，太原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讲师，主要从事艺术学研究。①《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绛坤隅柏壁之阳，峨眉之阴，巍然而突，镇乎阳王之墟者。东岳稷益庙广也，罔知何代，元至正元间重修。正殿旧三口……大明嘉靖二年岁次癸未秋九月初三日立石。”②《重修东岳庙立关帝土地诸神庙碑记》：“从来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功。本郡阳王镇创建……列后稷贻万姓粒食之原由殿而外，关帝及土地诸神，具有裨于民生者浅鲜我口口推圣人神道设教之意，下车尚桎祀之典，四社口荫庥敢忘崇抱之诚……光绪二十七年岁次辛丑孟冬之月。”79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的夏县东下冯古文化遗址中①，发现了多眼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水井遗迹，这些水井遗存正是“夏墟”纪年之内，与伯益所处的夏末商初时期相吻合。在此之前，祖籍在稷王山西麓的万荣县皇甫乡的考古学家卫聚贤，于1931年曾发现了万荣荆村遗址②。遗址中炭化物经过日本专家鉴定为谷类⑧，经理学士高桥基生鉴定为粟和高粱的炭化物。因为是孤证，所以有专家对此进行质疑嵋o，但作为黄河流域古文明的起源地，这个例证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也是后稷教民稼穑有力的物证。在近80年来，发掘的稷王山四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不胜数，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让我们能够更加科学地认识后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同时，也更加能够证明后稷其人存在的可能性。稷益庙四壁均有壁画，祭祀主体是“三圣”。东壁的“三圣”为“黄帝，伏羲和神农”；西壁“三圣”为“大禹，后稷和伯益”。作为寺观壁画，虽然主体的祭祀对象是农耕始祖后稷，但画面中大量的情节都是以儒家的礼仪和人物来进行展示。这些表明了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以儒家的经典思想为基础的，即使是题材如此狭小，仍然有着强烈的儒学化色彩。这些就像古代农业科技的理论大都取自儒家名著典范之中⑧，根源流派难以出其左右。作为一墙寺观壁画，在古代社会的主要功能为祭祀之用，究其壁画内容，不外乎祈天、祈雨之用。一般的工匠多是按唐、宋遗法进行绘制⑧，释道人物各安其位，难以突破，情节自然刻板。稷益庙壁画的总体格局是以主体神在中，周围环绕着诸神进行构图，其样式借鉴了佛教壁画中的“曼荼罗”样式，这种样式在山西的寺观壁画中非常普遍。虽然主体神明由“三世佛”或“三清”变成了“三圣”，仍然难改传统式样之窠臼。因此，单论其历史文化及艺术价值，并不比同时代的寺观壁画出色。如果从壁画中抽取西墙左壁上的三个故事场景进行研究，结果令人振奋。“烧荒狩猎图”(图1)和“教民稼穑图”(图2)两幅图画的绘制，不单单是对农业始祖创业艰难的顶礼膜拜，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中国最初的农业形态是从狩猎经济向农业生产‘31文化变革之要髓。图1烧荒狩猎图(史宏罾摄)图2教民稼穑图(史宏雷摄)-“烧荒狩猎图”中，伯益亲临山中，教授农民烧荒狩猎。一共有17人、21只野兽在图中得以展现。有锯木工、烧荒工，驱赶野兽的农民。场景烟雾缭绕、火光冲天，鹿奔蛇窜，一派热烈的场景。同时也是渔猎时期先民开辟家园，征服自然的真实写照。其下方绘制的“教民稼穑图”中，描绘了10个农事劳动场景，分别是：收割粮食、运输庄禾、堆砌谷垛、清扫麦场、碾打粮食、兜装粮食、驴驮粮食、背运柴禾、田问送饭、农夫休憩。10个画面既能独立成画，同时又联系紧密。画面中洋溢着晋南农民辛勤农作的热烈气氛，富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在“烧荒狩猎图”下方的一组“教民稼穑图”，一般学者理解为后稷教民稼穑，但据考证，应为“田祖”叔均。其人为后稷之侄或孙，因“始耕田者，谓之神农”∽J。根据图中图像资源分析，稷益庙壁画利用打破时空的表现手法，全景展示出三位“神农”神祗亲临指导农事的事迹，这也是中华神话人物演绎史的最好图证。神农文化代表了“食草、烧垦、耕种”三种农业形式，讲述了人类从洪荒原始的刀耕火种到开化文明的农业文化进步史。二稷益庙壁画中的古代农具研究(一)稷益庙壁画中农具的分类纵观整墙壁画，在西壁左上方的“教民稼穑图”和东壁左下方的“朝圣图”中表现了大量农业耕作和农夫朝圣的场景。这些人物大都手持农具或耕或①遗址位于东下冯村东北的青龙河南、北两岸台地上，属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或东下冯类型文化。1959年春考古开始发掘，历时5年。共发掘六期，在一至四期的发掘中，发现有灰坑、房子、墓葬、水井、沟槽等遗迹。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167—176．②1931年由董光忠主持发掘的山西万荣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③1943年日本人和岛诚一报告了碳化物的成分。[日]和岛诚一．山西省河东平原以及太原盆地北半部的史前调查概要[J]．人类学杂志，东京：日本人类学会，1943，58：4．④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中国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即使是其他类型的农书，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尔雅》等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乐爱国．试论中国古代科技的儒学化特点[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6)：23．⑤唐代吴道子、宋代李公麟都为寺观壁画之能手，其图绘形制与样式多为师徒制，心口相传而成。80第34卷第6期史宏蕾，等：新绛稷益庙壁画中的农业科技文化立，在不重复统计下，一共有17种古代农具。(图3)包括有犁、镩(锄头的一种)(图4)、锄、钱、锰(短镰刀)、铲(两种)、碾(穆碡)、簸、竹杷、帚、杷、担(两种)、桶、袋、车、斧、锛等农具。如此多的农具，无论是较之农业古籍或是出土农具都是十分丰富的，因此，合理的分类能够为研究这些古代农具的起源及演化提供史料基础。首先可以按原始农业的发展来纵向区分。将原始农业划分为刀耕、锄耕、犁耕三种耕作方式，实为“火耕、耜耕、犁耕”更为确切。n5 o刀耕或火耕时期的农具主要绘制于“烧荒狩猎图”的“斫木图”中(图5)。两名农夫手中持斧、锛进行伐树，其他人则烧荒开山，斧、锛本来并不能算作农具范畴，但当原始农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时，斧、锛则应看做土地开发农具，而锛则与斤是同一工具∞J，都是砍伐树木的，这一时期的工具则以斧斤而称。而耜耕、犁耕的农具包括了除斧、锛以外的所有农具。这类农具的绘制主要是在“教民稼穑图”和“朝圣图”中。此类工具的主要特点垦掘土地，统而称之“耒耜”，而在“耒耜经”和“农政全书”等其他农书当中，犁就是被冠以“耒耜”之名。第二种分类法则按照其功能属性来进行：1．切割工具：斧、锛；2．挖掘工具：犁、铲、镩、锄、钱；3．脱粒工具：碾、簸、竹杷、帚、杷；4．装运工具：桶、袋、车、担。这种分法可以使人直观地感受到，稷益庙壁画的农具再现了整个农业生产环节，将春种秋收、除草收割等农业环节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这些农业劳动工具包括了整地机械、中耕除草机械、收获及脱粒机械，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业耕作加工体系。，磐’1：攀≮弼《酾躐，怠”麓雾甥图3《教民稼穑图》白描稿图4镩《j图5斫木图(二)稷益庙壁画中农具的科技内涵1．“耕牛图”的农业科技研究虽然古代农书中有大量独幅关于农具的记载和图鉴，但将整个农事场景完整地展现在一幅图中，较之壁画全景式的描摹手法难以企及。而将壁画中每一个场景单独剥离出来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些图中的劳动农具和情节包含了大量古代农业科技之信息，串联而成一部翔实的古代农书。但对其图像进行单独解析，画面中表现最为丰富的是“耕牛图”。在墓室壁画和画像砖中，有大量关于牛耕的描绘，无论山西运城平陆的东汉枣园墓室中的“耕牛图”，还是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耕牛图”及陕西三元唐·李寿墓中的“耕牛图”¨o莫不如此，而且经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犁这种农具也在不断演化与进步。作为中国最早的起土劳动工具，耒耜的进步标志着农业科技的进步。首先，牛是最早的圈养动物，而且性情温良容易驯化，有较大的力量能够驱动犁耕作业，这一点在《天工开物》书中有着细致的描述①。作为犁的发展，早期犁只是一个单刃的破土器(图6)。在山西的晋东南潞安地区现仍留存有镪犁的实物，这种犁则是由“耒耜耕”转变为“犁耕”的重要物证(图7)。¨。平陆的东汉枣园墓室中，犁的样图6耒耜图7镪犁(1．犁把2．拉杆3．犁铲)式虽然简单，但也有犁壁，即为铁铧犁。稷益庙壁画中的犁从形制来看已经非常成熟，各个部件均很齐备，应为曲辕犁。这种犁的发展主要在南北朝时期，盛行于唐代，从图中分析，该犁是上曲辕犁，唐代出现的这种犁辕呈“上曲”状，后高前低的犁耕，为宋元“耕索牛套”的利用创造了条件，一直成为今天沿用的耕犁模式。【91此图的上曲辕犁与敦煌莫高窟445窟的上曲辕犁极为相似，但后者为双牛耦耕，而稷益庙壁画的上曲辕犁为单牛耕，此耕种方式更为先进。而且，其图形的绘制技法较之敦煌壁画之“耕牛图”更为细致。对于曲辕犁的研究，唐代的陆龟蒙在《耒耜经》中更是详细描述，而据此复原的曲辕犁(图8、图9)与稷益庙壁画之图更为相近。由此，稷益一拟肆拉①“凡牛力穷者两人以杠耜项皆相望而起土竞一日敌一牛之力……凡牛中国惟水黄两种水牛力倍于黄牛……”[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卷上，乃粒：第一卷，杨素卿手写本。81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庙壁画之犁已非远古之物，实则为唐宋时期就普及于民间之革新之犁。2．关于碜碡图的研究在“教民稼穑图”中，除“耕牛图”外，“碜碡图”同样是以牛拉为牵引的农事情境。穆碡(碌碡)即压地滚，水陆通用，北方多以石制，南方多以木制。-5川7《耒耜经》所述之为南方水田所用，木质。而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述的牛碾其为石制。①(图10)其图也与壁画中的碜碡图较为接近。此外，在《农书》、《农政全书》中对碜碡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尤其是《汜胜之书》中所述牵引出碜碡作为滚压工具的一个不同功能。②借此碜碡之功能可有四种：1．脱粒压场，2．平土搅拌，3．压雪固麦，4．破土碎垡。其功能将碜碡这种原始的农械设备拓展成为多种农事作业之物。当然，在从事不同的农业劳作时，其基本的工作部件将有不同的改变，除材质上以木石区分以外，表面的纹路，外形的长短、粗细同样决定所参与的工种。1．脱粒压场、压雪固麦：表面光滑，无纹理(石制)形制短粗。2．平土搅拌：表面有各种菱形凹槽，石制为旱地脱粒，木制为水地压草搅拌形制短粗。3．水田破块、混泥除草：表面有排列不一的齿钉(木制)形制细长，此种碜碡称为砺碌。据此推测，稷益庙壁画上的碜碡形制短粗，表面光滑完全是为脱粒碾场而用。此外，图中的碜碡的结构由三部分组成：石磙、木括和短轴，在前端的木棍两端系绳直至牛脖颈上的人形轭牛。(图11)其工作原理则是石磙在外力的牵引下围绕中轴作旋转运动，同时摩擦力与重力施加于地面。关于碜碡在文物考古中的空白，主要是由于其用料简单，价值低廉所造成，而且碜碡多置于室外打麦场之中，木制受侵蚀严重很难遗留。但这并不能否定碜碡为古老的农具之说。相反，在稷益庙壁画中如此精细地对此进行描绘，更加证实了其植根华夏农业文化的历久弥漫性及难以割舍的原生形态。图10《天工开物》中的牛碾图图11轭牛复原图3．原始风能科技在壁画中的体现“碾场图”除了对碜碡图的细致描写外，左右共有三人配合进行牛碾作业，一人持杷等待，一人挥扫帚清扫散落的麦穗，一童蹲坐一旁持簸扬撒麦秸。看似普通的一个碾麦打谷场情景，实则包含了先古劳动人民对风能的使用。在此麦场中共有竹杷(图12)、大杷(图13)、木锨(图14)、帚(图15)、簸五种用于谷物加工清选的工具。如按功能分类为两种：1．扬撒翻晒：竹杷、木锨、簸(扬撒糠粒)。2．拢聚谷物：大杷、帚。[s]33s。37这些工具的使用都要借助风力来完成对谷物的清选。早期的谷物清选主要借助于手，随着谷物种植及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则借助了木枚、竹扬枚和飚篮(图16)这一类的工具。¨叫《王祯农书》中对此三类工具都记载并图录。这些工具同样是利用简单的原始材料加工而成，但由于其卓越而有效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图(12竹杷13大杷14木锨15帚16飚篮)4．耕种工具与“保墒”技术在壁画中的体现在“教民稼穑图”中，除了上述的工具外，还有镩、锄和铲等类农具的绘制，而且形制多样。这些工具都属于整地农具，可以除草、掘地及松土。它们的主要作用即为使播种的土壤更为平整松动。早期的整地器主要是石制农具，在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中，有砍砸器(54件)、龟背状斧形器(23件)、石锄(65件)、石锤(1l件)、石镰(3件)的出土…J，这些工具不仅说明我国的农耕文化早于夏商时期，更证明了早期人类在种植作物的时候已经开始利用工具来改善土壤结板的状况。此外，《齐民要术》、《农书》和《耒耜经》这些农学典著中都把耕田作为首要篇来加以论述，足见古人对于土壤的重视。壁画中出现的这些耕种工具与曲辕牛耕犁的表达，更是将耕种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全面展示。土壤耕种是使用农具①“凡复牛曳石滚压场中视人手击取者力省三倍。”[明]宋应星．天工开物[M]．卷上：精粹第四卷．②“冬雨雪止，以物辄蔺麦上，掩其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而捍多实”。[汉]汜胜之．汜胜之书[M]．上卷：大小麦篇，第7页．82癸一～臻斗、吲～，o一引≤。甏一漆N产慕第34卷第6期史宏蕾，等：新绛稷益庙壁画中的农业科技文化以改善耕层结构和地面状况的各种技术措施的总称。¨引晋南虽属于黄河流域，但北方广阔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使它曾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地区。这与黄土高原丘陵地带居处较易、黄土颗粒细小、质地疏松有直接关系。早期的农业虽有耜木点播的“免耕法”，但产量极其低下，正是由于工具的改善和铁器的出现，才使得农作物合理地得以生长，产量自然增长。同时，人们在从事农业的活动中，逐渐加深对水与土的认识，创造了农业历史上的旱地“保墒”技术。¨纠尤其是犁的发展，更是改良了深层土壤的物理状况，并为植物根系生长、微生物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ll列纵观图中的耕种农具都是以干旱农法为基础而产生。这也是先民在改造恶劣的自然条件中智慧的结晶，对于中华农业文化的传承与繁衍功不可没。三祭祀与农业灾害作为民间农业祭祀，其祭祀的内容一定是围绕农事来展开的，包括了“祈谷”、“祈年”和“求雨”这些功能习俗。而其中的“祈谷”与“求雨”是祭祀真正的目的。此外，仪式的社会功能还表现为能帮人们解决心理问题。例如农耕和渔业，一旦遇上恶劣的自然灾害，像虫灾、干旱、海上风暴，人们只能祈求于仪式以期达到安全而有效的结果，解除心头的“焦虑”。[141因此，稷益庙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是十分强大的。而赋予其功能的不仅仅是巍峨的建筑与仪式的操作，人们在面对整墙绘制精美寓意深刻的农事壁画时，就是对祖先的敬仰与现实的祝愿。在整个农业祭祀的礼仪当中，最能够与稷益庙壁画当中场景相吻合的是源于商周时期的“大蜡(音索)”。其祭祀的种类有八种，又称“八蜡。”①这八种神代表了农业的八个方面。同时八蜡是除虫捍灾御患的神祗。壁画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东壁左下的“缚蝗图”。(图17)陈正祥先生说：“有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存在的地方一定有严重的蝗灾，反之，没有蝗灾或蝗灾不严重的地方，也就不必建此等庙了。”②由此可见八蜡庙与刘猛将军庙是相随相伴的。笔者在《新绛县志》中查证到了关于八蜡庙与刘猛将军祠的记载。③在《新绛县志》中同样记载着八蜡庙与刘猛将军祠的“伙伴地位”。同时，在晋南的闻喜④等地也都有八蜡庙的记载。壁画中的缚蝗大汉应该就是描绘的刘猛将军。此人怒目虬髯，威猛孔武，似有万夫不当之勇。刘猛将军虽然威猛过人，但画面中最为精彩的是经过夸张的“蝗虫精”。将蝗虫绘制得如此巨大，可见在明代的新绛地区曾遭受过重大的蝗灾。翻开史料发现山西在明代确实曾经遭受过多次大的蝗灾。⑤¨叫这只是全国的统计，追溯到明代，晋南具体的小蝗灾更是难以计数，《农政全书》对此也进行了详细论述。画面当中的“蝗虫精”为大青蝗，学名棉蝗。(图18)壁画正是以这种体长近80毫米的超大蝗虫，作为创作的元素进行了夸张，使人望而生畏。在“缚蝗图”的旁边，还有一组关于农作物害虫的图像。一戴帽老者手握通体黑褐色的六足虫(图19)，根据比例估计其实物约有30毫米左右。根据图像资料查阅，图中的害虫为华北蝼蛄(图20)，别名土狗子，是晋南极为常见的害虫，体长39—45毫米。不管是蝗虫还是蝼蛄，都是体型较小的昆虫，尤其是蝼蛄与蚂蚁合并称为蝼蚁，来比喻较小的事物。而壁画中的这两种昆虫几乎被放大了几十倍，画家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使得画面具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和艺术感染力，也生动表现了劳动人民对这些害虫既痛恨又恐惧的心理特征，是一幅极富创造力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同时也洋溢着浓浓的民俗生活气息。①八蜡包括农神：先啬神农，后啬后稷；作物神：百种；农官田唆神：领导督促劳动之神；田间设施神：邮表啜；农业益虫神：猫虎；水庸：城隍；昆虫之类。詹鄞鑫．神灵与祭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375．②刘猛将军是中国最有名的驱蝗正神，明清时期各地普遍立庙供奉。国际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认为：民间以为刘猛将军赋有神力，可以驱除蝗虫，便在一些比较现实的地方建立刘猛将军庙，想用武力来镇压蝗虫。孔蔚．江西的刘猛将军庙与蝗灾[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11)：92—96．③“八蜡庙在南关清道光十七年重修是岁六月蝗入境有飞而不集集而不食之异常”。刘猛将军祠在八蜡庙东侧清同治元年创建。据民国徐昭俭修，杨兆泰撰．新绛县志[M]．中国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796．④八蜡庙在城南门外，明正德四年知县王启霄创建。[清]李遵唐．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乾隆闻喜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27．⑤登云特《中国救灾史》统计，明代(1368—1644)发生过蝗灾94次，灾害频数之高史无前例。其中洪武六年(1373)七月，洪武七年(1374)二月，永乐元年(1403)夏，宣德九年(1434)七月，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都有大的蝗灾。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80—481．83

文章来源：《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jlnykjxyxb.cn/qikandaodu/2021/0114/567.html